最早的知青(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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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她们吃食堂,每月伙食自费三元多,菜还得从家里带去。大跃进农业劳动的苦与累可想而知,种地薅秧挑粪开荒造田……十几天下来,她们的手和肩头都打起了血泡。
5月末的一个星期天,母亲吩咐我去看望姐姐,带给她一件热天的衣服,一点西药,一碗豆瓣酱。
我顺着南门外的旭水河走,过了二美桥再转过高耸的五显庙,沿着一条小溪边飞跑,一会儿就到了。大队部是一个农家四合院。
“小娃儿,找哪个?”那农民坐在门槛上拗起烟杆。
“找我姐姐。”
“你姐姐叫啥子?”他用灶里的柴火把烟斗点燃,清烟裹着蒸气。
“叫刘传静!”我说。
“哦,下乡来的知识青年吗,她们都下地去了。你看她们住的正房,门锁起的。”他咋了一口烟又叹道:“农村苦啊!面朝黄土背朝天的。八字方针?机械化、水利化、公共食堂?不知哪天才能吃饱饭啊……搞合作集体化以前,各家各户种田,没有听见哪家粮食不够吃……不过城里知识青年下乡倒是新鲜事,我看你姐姐她们身体吃不消啊……”
正说着,门外一伙人嘻哩哈啦进来了,一个个头戴草帽,肩扛锄头,打着光脚板,裤脚挽得高高的,姐姐背着喷雾器。
“姐姐——姐姐!”我高喊着。
“三弟,三弟!你怎么找到这儿啦?”
“问嘛,妈妈给你带东西来了!”
“好好好!”姐姐把我拉进她们的宿舍,是一个大通铺。
她的同伴围过来七嘴八舌地:“我们在这儿很愉快!看我们刚给棉花打农药回来,你姐姐下午还要到公社业余初中讲代数课,晚上我们还要排宣传节目呢!”
“姐姐,妈妈叫你爱护身体,这是自贡官伯伯托人带来的雷米风,要坚持吃啊!”看到姐姐晒得干黑黑的脸,我说。
“是啰,放心。妈妈才累啊,要劳动要上课还要宣传,又要管家。呃,小妹妹乖吗?”
“乖得很,她病了好多天,发高烧40度,妈妈半夜弄她去打针,才好了几天……”
“唉,我这一走,帮不了家里,什么事都是妈妈一人担了!”
姐姐她们同伴要留我在公社吃饭。哪能呢?我要赶回家,姐姐塞给我一个小饼子,说在路上吃,又把她不穿的毛衣让我带回。
妈妈听了我的汇报,脸上似乎带着无奈的放松和苦笑,更隐含着对姐姐的担忧。
炎热的盛夏,我再到姐姐那儿,她拿出公社刚分到的两条草鱼给我,声音嘶哑地说:
“三弟,这草鱼是公社的新品种,请妈妈弄来吃吧!”
“姐姐,你又咳嗽了?”我心一紧,一下预感到什么。
“唉,你姐姐天天流鼻血,而且又吐血了!”旁边的一个姐姐说。
“可不要对妈妈说呀,免得她担心,你回吧!”姐姐伸出一双瘦得像干树枝的手扶着我的肩膀……我,一个惶恐无助的小娃,点点头,赶紧离开公社,一路心情焦急地飞跑着。
妈妈知道了,立即叫姐姐请假回来,同参加高考体检的同学一路到自贡作X光透视。啊!姐姐三期侵润型肺结核,更加重了,而且两肺第一肋骨都感染了!
妈妈坚决而果断地说:“不行!再呆在乡下还不会拖死?赶快回城就医吧!我会找城关镇书记的。”
姐姐痛心地哭了,伤感自己带头下乡,身体却不争气。
凭医院的证明,公社只好准了姐姐的长假。并同意妈妈暂把她的户口从乡下转回来。妈妈拿到迁移证,费了好多周折啊,找居委会、找城关镇、找派出所,直到58年9月底,才重新把姐姐的户口上到家里了。
家里没有钱,姐姐吃不起昂贵的雷米风等西药,就到老中医谷祖祖那里吃了几服中药,病情平缓下来。这位谷老中医名气很大,据说解放初就把他关起,说是“地方一霸”,正准备枪毙,但他那时正给进军西南的一个首长治病,终于保下来而幸免一死。他高超的医术,挽救过不少病人于绝境。
返城后姐姐渴望着自食其力,参加了八月底的教师普通话培训后,原来说调她到三小教书,后来忽然变卦,不让她去了,姐姐又受到很大的刺激。开学后,妈妈原在旭光小学的一个老教师病了,就以私人身份请姐姐为她临时代课,姐姐开始也不愿去,妈妈碍于同事的请求,动员她去代课了。每周十二节课,上语文、拼音、算术课,每月十元钱。妈妈说,有这点工资又可叫姐姐服雷米风了。
哪知,在月底全县教师大会上,文教局的头头就在会上公开点名说:“真是稀奇怪事了!大右派刘若平的女儿也可以代课?!”
妈妈和九姐都在场呢,听到这个话,怎不如毒刺穿心?!妈妈入地无门地说:娃娃们在这种恶劣气氛压抑下,如何抬头做人?!
乱轰轰的大跃进与政治高调的时代,作为一个满怀热情的知识青年学生,九姐拖着重病,忍着营养和药物的缺乏,工作无门,劳动无偿(在居委会参加义务劳动和社会活动),不图表扬,只求免去那万般歧视!(再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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